有人將詐騙集團和《魷魚遊戲2》相提並論，指詐騙集團的運作是現實版的魷魚遊戲。從基督信仰角度看，兩者皆刺激我們再思罪惡的本質。
不少人認為，由於受害人貪小便宜才墮入詐騙陷阱；《魷魚遊戲2》的劇情則描述一班人，因窮途末路才走進殘酷的遊戲，希望翻身。當中很多人是債台高築的；有想獲得一筆錢，以養育將出世卻會是單親的孩子；有希望贏取獎金來治療患重病的女兒。在被詐騙集團擄拐的個案中，也不全是源於受害者的貪念，一些藝人原為尋找演出機會，最終卻落入圈套。這些人都有一共同點，就是之前的困境，促使他們轉入另一困境；之前處身的地獄，驅使他們跳進另一個地獄。
罪中的不由自主
很多基督教信徒認為，「罪」是人的能動主體行為 (agential act)，所以我們多說人「犯」罪；然而，我們往往忽略信仰傳統中對罪的非能動方面的 (non-agential) 理解。其實後者並不陌生，它指的正是《聖經》中保羅說：「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罪作的。」(羅馬書7章20節)思考罪的非能動性，不是說我們因此可除去人應有的責任，而是要讓我們對罪有更立體、深刻、透徹的了解。
罪的非能動性，不單止如保羅說，是對人「裡面」的形容，也是對人「外在」境況的描述。詐騙案受害者的經歷，令我們更體會人如何在罪中不由自主：集團常要求被擄拐者，在犧牲自己和犧牲他人之間二擇其一。例如，受害人唯有持續詐騙他人，以達一定「業績」才免受傷害；有曾為小隊隊長憶述，當小隊成績不達標，頭目告訴他只有兩個選項：交出自己或是交出隊中成績最差的隊員被活摘器官，最後，那隊長選擇了後者。
惡的脅逼與洗腦
惡之恐怖處，正在它逼人犯罪才能保住自己，而在過程中，它會呈現其更不寒而慄的一面：因犯罪者不得不犯罪，當日子久了，他們得為自己的行為賦予正當性，以度過良心的關口。如一些在詐騙集團工作了一段時間的人會說：「因受騙人愚蠢才受騙！」如此指責受害者 (victim blaming)，跟上世紀一些納粹分子稱因猶太人把耶穌釘死十字架上，所以猶太民族當受大屠殺的荒謬邏輯有幾分相似。罪惡成為網羅，把人重重包圍，令人難以逃離轄制；甚至，它使網中人不覺自己身在網中，並令他們視所犯之罪行為「平常」—這就是政治理論學家漢娜 ‧ 鄂蘭 (Hannah Arendt) 說的「惡的平庸性」(the banality of evil) *。同時，因犯罪者繼續犯罪，惡因此能不斷滋生、散播、蔓延。惡如細菌或病毒，變得日常、時刻繁衍傳播，並在人見慣不怪下傷害和摧毀大量生命。
如何理解拯救？
罪惡既是如此，拯救從何說起？《魷魚遊戲2》跟《魷魚遊戲1》一大不同處是，前者加入了「拯救」元素：曾玩過遊戲的男主角再次走進遊戲，要向參賽者揭示遊戲制度的殘酷與醜陋，並企圖將之顛覆。男主角深明真正要對付的不是其他參賽者，而是令參賽者互相廝殺的幕後主腦；這覺醒彌足珍貴，因它識破了罪惡的網羅，並嘗試在其中撕出破口。《魷魚遊戲2》的結尾顯示，這改變的嘗試似乎以失敗告終，但它令一批人覺醒，而整個遊戲制度亦被搖撼。參賽者最後能否逃離遊戲場地？遊戲又會否及如何繼續？這些有待第三季劇集揭曉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時候，拯救似乎免不了用上「骯髒」手段。參賽者拿起槍械反抗，射殺遊戲園區工作人員。《聖經・創世記》29至31章有關雅各到拉班家打工的故事，可說是古代版的詐騙案。雅各最後能逃離拉班家，並取回他認為他當得的，是用了有狡猾成分的方法 (創世記30章25至43節)。基督教傳統存在著和平主義 (Pacifism) 和基督教現實主義 (Christian Realism) 兩大思想流派，前者堅持甚麼形式的武力也不可取，任何戰爭也勿參與；後者則認為需認清現實形勢，有時為更大的義或好處，在極端情況下用上不好的手段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此「弄污雙手」，得以「悲劇」來理解。
我們祈求上主拯救的恩典，因此，在某些情況下求祂賜勇氣和智慧給我們，在艱難中作抉擇，並能夠把決定引致的禍害減至最輕；同時，這意味著我們要祈求上主恩待，安撫我們憂慮不安的良心。這並非向惡投降，更非助紂為虐，而是明瞭它的網羅太廣，傷害太深；這也是為何我們有必要倚靠上主的恩典，才能跟惡持續對抗。無論如何，我們相信上主終必勝惡。
*註：「平庸之惡」這華文世界的慣常翻譯，容易引起誤解。
◎ 何兆斌博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