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美國在不同州、不同場所發生了一連串源自不同動機的大規模槍擊案，造成多人傷亡。反對加強槍械管制和背景審查的人仍然不為所動，仍然重複著同樣的論調：「人們將這些悲劇政治化，企圖剝奪守法公民的擁槍權利」、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槍械，而是在於心理健康」。對於這些藉口，過去筆者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去反駁，在這篇文章裡面，我嘗試從心理學角度去剖釋槍管失敗的原因。
在政治光譜上傾向於民主黨的加州、華盛頓州、內華達州、緬因州，都曾經推出過擴大購槍背景審查的議案，在公投前民意調查顯示幾乎是一面倒的贊成，但，開票結果卻與民調出現了極大的落差。例如：2016年加州民意調查顯示，91%受訪者支持加強購槍背景調查，結果公投的支持率僅有63%；2014年華盛頓州關於類似法案的民意調查和公投結果亦有81%對59%的巨大差別；2016年內華達州、緬因州亦產生了86%對59%、83%對48%的鴻溝。
這種落差可以有不同的解釋，其中一個可能性是：大多數贊成嚴格背景審查的選民沒有投票，但這種解釋並不圓滿。若人們關注槍械氾濫威脅自己的安全，他們沒有理由會錯過改變立法的機會。另一個可能性是：那些民意調查收集的數據存在着巨大誤差，這並不是樣本偏差而無法反映整體民意，真正原因可能是受調查者口不對心，在社會科學裡面，資料的準確性往往受到「社會期望」(Social Desiability)的影響，為了顧全顏面，人們在接受調查時可能會選擇「政治正確」動聽的答案。在媒體播出槍支受害者的家人，呼天搶地的畫面之後，如果個別人士表示反對加強槍械管制，他有可能被視為麻木不仁、冷面無情的人；若表示支持，人們就會覺得他是個有同情心，站在道德高地的好心人。
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，就出現了同類形的情況。投票之前大部份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希拉里將會獲勝，最後竟然大熱倒灶。一個可能的解釋是：希拉里的對手特朗普發表過很多頗具爭議性的言論，特別是《進入荷里活》這段影片曝光之後，很多人都跟他保持距離。說穿了，選民在回答民調時，只會說出合乎大多數民眾期望的話，在了投票站，在沒有傳媒，沒有旁人時，才會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。事實上，這並不是美國人獨有的問題，華人圈子亦有這句潮語：「口裡說的算不了什麼，行動才是最誠實的。」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民意調查的結果並不能作準，美國社會在槍械管制上仍然未達成共識。有些人甚至不會介意自己的形象是否涼薄，6月初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，討論制止槍械暴力的議案時，佛羅里達州眾議員史杜(Greg Steube)透過視像會議，批評此等法案將會剝奪第二修正案賦予人民的憲法權利，接著他在屏幕前，向與會的委員展示自己收藏的槍械。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希拉．李(Sheila Jackson Lee)回應說：「我希望這槍沒有上子彈」，史杜隨即說：「我是美國人，在我自己的房子裡，我可以用自己的槍做任何事。」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說話，如果那些裝了子彈的槍枝走火的話，他可能會誤傷家人。「我是美國人」這句話，彷彿代表了他可以不顧他人死活、為所欲為的無限自由。請讀者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存心執着史杜的一句話去無限上綱、大造文章。事實上，已經有無數學者和評論家指出了這種美國特殊主義(American Exceptionalism)、美國人優越感的問題。
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，及紐西蘭發生了大規模槍殺案之後，當地朝野很快便達成共識，通過立法去防止悲劇再次發生。舉例說，1996年一名槍手在澳洲塔斯馬尼亞一間餐廳射殺了35人、傷了23人，澳洲政府馬上通過了嚴厲的槍管法案，自此之後澳洲再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槍擊案。但每當筆者提到外國成功的經驗時，一般人的反應是：「這裡是美國，我們是美國人，美國有特殊的歷史和文化……」坦白說，所謂特殊主義其實是空洞無物的，因為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團體、每一個社會、每一個國家，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，所以特殊主義其實並不特殊。說穿了，特殊主義是一種維持現狀、維持特權、建立優越感的心理防衛機能。君不見有些專制政治體系，也不是以自己有特殊的國情和文化為藉口，拒絕效法民主國家嗎？
筆者悲觀地預測，除非美國大部份人願意放下所謂的「特殊主義」，否則無論在國內發生幾多次慘絕人寰的槍殺案、在外國有幾多成功的案例，恐怕美國社會在應付槍械暴力上也只會是原地踏步。
「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謙卑、禱告、尋求我的面，轉離他們的惡行，我必從天上垂聽，赦免他們的罪，醫治他們的地。」
◎ 余創豪